在这一观念下，电影制作团队的功能被弱化，导演是电影生产流程所有要素的中心决策者，有一定的发言权。 在作坊式运营体制的现实中，明星、导演在整个系统中的作用被大大强调，压迫着制片人。
原则上，电影的演员阵容由制片人决定，但实际上投资者和导演也参加选角，制片人的意见并不重要。 制作方为了拍摄成功的商业电影，需要名鉴明星的标准配置，从侧面提升了明星的片酬。
另一方面，在社会上经常成为话题的“娱乐圈潜规则”，主要是指导演和演员之间的色情交易。 演员以陪睡为代价，换取电影中的角色和导演所收集的资本，从而获得攀登资源。 电影界盛行的这种风潮蔓延到社会，严重影响了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确立。
明星依靠导演成名，获得高报酬，对明星的声誉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对社会风气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明星过于注意与导演的关系，忽视了自己表演的提高，影响了自己文化价值的发挥。
二.优秀演员短缺
演员是教师、会计、工程师这样的职业，重视表演经验和业务能力，能推测出塑造人物的性格特征，把人物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但是，我国所谓的“明星”是不同的。 他们不能说是演员。 在商业逻辑下的包装成果很多，是为了表现商业价值而行走的商业“机器”。 戏剧只是他们维持明星身份的载体。
我国电影业活跃的演员数量众多，算上大侠、临时演员更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但优秀的演员非常稀缺，其稀缺性主要是指演技不足、敬业精神缺失。
现在很多大学都开设了表演专业，这种程序化的东西是非常固定的，教的学生只学表演的皮毛。 像有名的李少红导演一样，在某个采访活动中曾diss过杨幂的演技。 她最大的问题是程序表演，快乐的是哈哈，痛苦的是哇哇，但是她觉得很聪明。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优秀的明星演员，都是电影制作人想要获得的资源，因为他们自己有一定的票房。 但是，这个小组的数量有限，他们的工作安排得非常满，因此供不应求是普遍现象。
与香港电影演员相比，国内电影演员类型过于单一，随处可见网络红颜和小鲜肉。 香港的电影演员类型非常丰富，有装丑的，有滑稽笑的，有武打的，有花瓶美女等。 就像周星驰从演员到导演一样，人们不仅认同他的明星身份，也认同他是一个优秀的演员，尤其是在电影《喜剧之王》中，他对教科书般的表演做出了贡献。
景象画的黄灿哲会长此前在接受壹娱乐观察采访时谈到了这个问题。 他认为电影报酬过高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这种现象背后隐藏着国内优秀演员过少的尴尬局面。 供求关系的不平等让明星的片酬急剧上升，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面前，很多演员都不把成为优秀演员作为职业规划的终点，而是在闪光灯下尽力想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
这一点在年轻演员中尤为明显，他们信奉“成名要趁早”的人生信条，试图通过长相、八卦、炒作来保持高曝光率，迅速实现名利双收。 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明星社会价值的实现，同时其文化价值也隐藏在名利之下。
三、行业监督不足
1 .我国电影业法制不健全
我国电影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缺乏监管力度。 从表面上看，目前的电影管理面临院线过度分散、投融资体制不健全等问题。 进一步分析可以归结为电影作为娱乐产业的产业诉求和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诉求的紧张关系这一深刻的矛盾。 影视管理体制的不成熟，直接导致了无限增长的演员出场费，大大提高了投资成本，加大了投资风险。
2013年，中影、华谊博纳、星美等五大电影发行公司，曾与院线发生冲突。 电影公司作为“演员演出费高、电影制作成本高”的理由之一，要求院线按结算比率让出2个百分点。 医院方面毫不让步：“播放设备更新了，成本也提高了，谁来把演员的演出费提高那么多呢？”
冲突期间，没有看到电影行业协会的身影。 目前，中国电影行业有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电影发行放映协会，这五个行业协会都有具体条例，但约束力不是很强。
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在2012年就抵制天价电影报酬提出了建议，呼吁演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抵制价格竞争的不良风气。 但是，参加这次活动的只有少数演员，收效甚微。
在二次审定《电影产业促进法》的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呼吁通过法律手段进行管理明星的天价片酬，比如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片酬在制作费用中占比的上限等。但是这样的法律条文，在现执行时却无法兑现。因为片酬合理不合理本身就是一个无法判断的东西。
2.不合法、不合理的避税行为难以监管
当前税务部门对明星只征收个人所得税，征税基点以劳动合同约定的金额为准。为了获得更高片酬，众多明星可谓是“不择手段”的去避税。如阴阳合同避税法、艺人变身员工法、税收优惠地区注册公司工作室等。
阴阳合同主要指的是备查的合同，与实际发生劳务关系的合同是不同的两份合同。“阳合同”主要用来应对税务等部门的稽查，而“阴合同”则是明星实际取得劳务报酬的合同，显而易见后者约定的合同金额要远远高于前者。这种情况天知地知，合作机构知，明星本人知，税务部门难以核查，明星就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进行避税。
再比如近几年，明星纷纷在税收优惠地区注册公司，如少数民族地区。新疆的霍尔果斯被誉为“中国电影产品的集散地”，这种称谓并不是说霍尔果斯的文化产业多么发达，而是在该地区注册的文化类企业非常多，出自于这些文化企业的产品，占据了我国影视文化产品的半壁江山。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7年12月，在霍尔果斯注册的文化类相关行业企业就有1249家，这主要得益于该地区企业所得税5免5减半的政策。这就造成明星拿着超高的片酬却不用交税，或者只需要交很少的税。明星想方设法的去避税，这也是造成片酬过高的原因之一，只是这种情况行业很难监管。
3.夸张粉丝经济效应
粉丝经济是以粉丝为主要消费群体构建起来的商业经济体，粉丝出于信任明星偶像的动机，来围绕明星所产生一系列的消费行为。明星将粉丝的信任转化为商业价值，在社会资本平台上完成商业经营行为。最终目的是利用粉丝对品牌的信任、信赖、信仰获得传播效果与经济效益。
粉丝经济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更是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而一线明星的粉丝基数很大，活跃度高，互动频繁。粉丝的狂热性就像能量转化一样，能够将这种动能转化为经济动力。粉丝跟随明星偶像的步伐，将其视为“精神导师”，模仿其穿衣打扮消费等，如粉丝们会购买明星代言的手机。
粉丝对偶像的狂热追捧，往往伴随一系列同样狂热的消费行为，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从众性和排他性。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粉丝与明星的缔结关系逐渐成为文化生产的核心机制，同时也是商业利润的坚实保证。
对电影行业来说，由于一线明星的粉丝基数大、活跃度高，不仅为电影票房做出了一定贡献，而且也影响到影视剧的品牌建设、宣传发行等各个方面。投资方和制片方往往会借助明星的“吸粉能力”，来提高后电影产品的收益，提供给粉丝多样化、个性化的商品和服务转化为粉丝的消费动力，最终实现盈利。
总之一切与明星相关的东西，“粉丝”都会爱屋及乌。此外他们还会追逐利用明星的品牌形象在电影中植入的场景、广告及消费倾向等，所以粉丝经济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明星片酬。
结语
中央电视台曾在2014年就做过“明星片酬对中国影视业影响”的专题报道，导演陆川、吴思远发表了个人看法，认为明星高片酬是非常可怕的，当前很多演员的片酬已经超过片子预算的一半，高片酬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量制作费被占用从而降低制作质量。
但电影公司为了降低票房风险，在开拍之前，往往会倾向于选择市场热度比较高的明星来出演，即使选择的这位明星并不适合剧本角色，大多数电影公司也不愿意冒险去选择演技派明星。
在明星层出不穷的演艺圈，明星走红的持续时间大多比较短，这说明真正具有市场号召力的明星并不在多数，这就使得市场需求得不到满足。总体来说，中国的电影市场是处于一个不太成熟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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